甘肃这个村子的居民真是“吉普赛人”？如今，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卡门》中为人们塑造了吉普赛人的一些特性：热情、奔放、洒脱，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流浪。但是，吉普赛人因为不事农桑，一般也不饲养食用牲畜，男人以贩卖家畜、驯兽、补锅（黑白铁匠）和充当乐师为业。妇女从事卜卦、卖药、行乞和表演等行业，留给了人们很是不好的影响。法国政府曾强行驱逐吉普赛人，有人说这是吉普赛人的百年屈辱。虽然吉普赛人中很多人在唾骂声中生活，但他们依然过着只有自己民族才能理解的日子。我们接以前没讲完的接着讲。

　　在我们的童年里，那些被称这“蛮婆子”的人似乎是这么一个形象，三五成群地涌入一个村庄，女人在前男人在后，看到个别主人不在的人家，甚至会撬门而入。如果被碰巧捉住，就会耍一些无赖伎俩。记忆中的她们常常在那个时候引来很多人围观，甚至装疯卖傻。还有，她们对着别人说些类似平安吉祥的话语，管你同不同意，便进入居民的家里随意拿甚至抢东西。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没了。

　　另有一说，吉普赛人中间的一部分男人会补锅，但我们在八十年代甘肃一带的乡村见到的补锅人应该和吉普赛人没什么关系，他们来自天水秦安一带，大多是些老实巴交的农民，挣几个钱很不容易。倒是那种用鸟叨签的算命人，我曾经见过：笼子里养着一只鸟，吱吱叫着，在“吉普赛人”的命令下，叨到某只纸片，某人的命运就会被“对应”在算命人拿在手里破烂的书上了。这种把戏，一般是不会有人上当的，但有个别人因为“相信”而被宰了的。

　　甘肃永登薛家湾村人会是吉普赛人的后裔吗？

　　在去哪里的路上，我们就找到了答案。附近一个村子里的青年对我们说：“你们找那些人干啥呢？除了是一群懒和会算命外，和我们这里的人有什么区别呢？”答意思是，他们已经与当地人没什么区别了。

　　当然，青年的话明显是有些偏激了。现在，薛家湾村人很多已经开始耕种，并且大部分人已经不再以算命为生，通过勤劳的双手他们已经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是，那曾经是他们的先辈用来谋生的手段以及那些有关吉普赛人后裔的传说，让他们的生活至今还在外界人的眼里有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我们到来之前，听说薛家湾村村口曾经有一棵大树，过去，那些以算命为职业的人，每年春天都要按时出门，冬天回来的时候，就在那棵树下分钱。大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人一份，数目都一样，参与者人人均等。但是，这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还曾听说，在薛家湾村人与当地人日常用语汉语无二，但他们却有一些特殊的隐语，只在有外人在场又需保守秘密时才使用。他们把炕叫“温台”，把开水叫“滚轮子”，把首饰之类叫“托照什”，把房子叫“开瓜”；丈夫叫“荷代”，妻子叫“咽支”，吃饭叫“绕散长”，父亲叫“根子”，母亲叫“嬷子”，男孩叫“阿燕子”，女孩叫“姜”；车类叫“司马”，对话关系叫“排亲”，脸叫“昭盘”，眼睛叫“昭公”，树叫“木翘”，花叫“朵朵”等等。

　　这些，我们听不懂、弄不清，但不知道为什么，把妻子叫“咽支”让我们一下子联想到了过去的匈奴。

　　岁月，就这样为这个村子留下了一份神秘。

　　据传，薛家湾村人当年外出算命时的服饰也很有趣——女人们把头发高高梳起，俗称“高头”，再裹上宽一尺，长六尺的黑头帕。冬天要戴“遮耳子”，那是一种有帽檐，两边可以遮住耳朵但头顶却挖空的帽子。服装一般是长及膝盖的大斗襟衣服。裤子肥大，裤脚类似裹腿。鞋则是“尖尖鞋”，瘦而长，鞋尖向上翘起，颜色鲜艳，并绣满了各种图案的花。男人主要穿长袍大褂……这些，现在这个村子里也不存在了。

　　当地政府曾经在早年组织编著了《中国的“吉普赛人”》一书中，对于薛家湾人“走家子”的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在那本书里，薛家湾村人成为“出门人”：解放前，他们十之八九没有田地，全靠举家举家外出算命为生，家里除了土炕再无其他家具，很多人家的门窗都是用泥巴糊上，“走家子”回来再扒开，有的甚至没有一间住房，外出返乡就住在附近的山洞破庙里。 这些场景至今仍能从在薛家湾流传的顺口溜中得到认证——“站破房，住古庙，铺的加沙毡，盖的旋风被。”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分明讲到的是辛酸与不易，先前那个“不好的形象”，在这个时候，仿佛被融化了。

　　在村里，我们看到一些还有算命的人“研究”的是《四柱预测学》、《周易预测学》、《中国古代算命术》，还有《三命通会》、《八字预测学》、《协级辨方术》等，而他们从前信奉的“桃花娘娘”与“周公”也被“观音替代了。

　　吉普赛人以占卜为生，塔罗牌就是他们的其中一种占卜方法。在罗马教廷势力最为强大的时期，正是吉普赛人的保护才使塔罗牌能够流传到今天。在很长的时间里塔罗牌只有吉普赛人才能看得懂，许多塔罗牌的牌意都是以吉普赛人的解释作为基础的。同时，吉普赛人还发展了塔罗牌的占卜方法，仿佛又为塔罗牌起源于吉普赛人提供了重要证据。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吉普赛人是一个四处流浪的游牧民族，没有太大的可能发展出极有系统的塔罗牌哲学，他们的塔罗牌知识是从其他文明学习来的。

　　然而，在薛家湾村我们看到的都是中国文化里的“算命”书籍，已经与吉普赛人的“套路”没有多少关系了。

　　事实上，把薛家湾村人当成“吉普赛人”最早源于1947年，当年出版的《边疆通讯》了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的吉普赛人——记甘肃永登的“蛮婆子”》的文章，作者竹天对薛家湾做了一些介绍，这也是迄今最早的一篇研究薛家湾算命文化的文章。随后，1953年版的《永登县志》和1982年在《甘肃文史资料》刊登的《解放前永登的算命婆》一文，都认为薛家湾人是“少数民族”：一种说他们是上古舜帝时期流亡而来的苗族后裔，但流传更广的说法是他们是从波斯徙来的吉普赛人，因为，他们不喜定居四处流浪算命的习俗确和古老的吉普赛人颇为相似。

　　大概到了八十年后，薛家湾村经媒体报道，引起了兰州大学的关注。当时，中文系教授柯杨便带了三个毕业生去了薛家湾做调查。 柯杨带着学生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经他判断，薛家湾人并非苗族，也不是吉普赛人，他们的民俗传承和特点都与汉民族无大异。但是两千年初，媒体却又盯上了这个村子，其中2004年南方周末就以《中国“吉普赛村”？》为题对此做了报道，作者是柴春芽。

　　此后，人们很少提及薛家湾村人与吉普赛人的关系了，而是把它称为“算命村”。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被“拉来扯去”的算命问题，村民们都表现出了并不欢迎我们的意思，而这个村子已与当地其他村庄无异了。但不管怎样，“蛮婆子”的形象确实在甘肃人的记忆里真实存在过。

　　据说，吉普赛人不与外族通婚，而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非常珍贵的样本，可以确定某些疾病的发病机理。《明史》亦有“有罗哩户（吉普赛人），汉人不与通婚姻，自相娶嫁”的记载，但是，薛家湾人“族”内通婚的格局早就被打破。许多人都意识到几代人长期只在四大姓之间亲连亲、亲套亲造成的后果，年轻人已不再把寻找意中人的目光只盯在这个小小的村落。走出家门，外出打工的新生活使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只要彼此心心相印，对方是不是本“族”人已无足轻重。

　　当然，我们前面说到的“用鸟儿给人算命”的方法，即是“金雀衔牌”术，让受过训练的鸟为求卦的人叼起预示吉凶的竹签，也已失传。原因是，现在村里已经没人会训练鸟了。至于村里还有一些人说他们的先辈是元代时从波斯来的吉普赛人，但那已经是一个传说了。（文/路生）